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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

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

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

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

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

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

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

时期。

所谓“两个凡是”

，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

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

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

到底结束了吗？

2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

他对他们，都很冷淡。

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

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

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

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

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