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的极度艰辛，也铸就了极度的记忆。

由于这种极度艰辛时时危及生命，因此有关的记忆也总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杨延晋和台湾女作家玄小佛结婚，一时颇为轰动，杨延晋选择我做证婚人，很多记者问他作出这个选择的依据，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余秋雨是我农场的班长。”

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回答，心想，所有的记者都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今晚有地震，不能睡觉，他约了几个他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到衡山饭店底楼的一个通宵咖啡厅候着，那个咖啡厅有直通马路的门，可以随时逃生，他已勘探好逃生的路线。

我问他地震的依据，他说原先也只是传言，他没怎么信，便打电话到几个星相大师家求证，没想到一连几个星相大师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可见都已经逃离上海，如此一想，他断定大事不好。

我觉得选出几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躲在一起，这事至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选入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又深受感动，也就欣然前往，有没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调皮捣蛋如杨延晋，在关及生命的大事如结婚、地震等，还会立即想到农场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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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岁月说到底，是一种逃亡的岁月。

想用劳动来甩脱“文革”

，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因此才会这样咬牙拼命，不顾死活。

但是，这种用汗水浸泡的甩脱之梦和驱逐之梦，很快就出现了裂缝。

第一条裂缝出现在六连，离场部最远的连队。

有人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说巴金这样的“反共老手”

现在虽然也在狠命劳动，但心中依然包藏着复辟之心，因此不能被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

这篇大批判文章的标题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

巴金老人当时也被押到农村劳动去了，那么柔弱的老人家，能挑得起两百斤的重担吗？我想这又造反派为了危言耸听而在故意夸张了，好像“反共老手”

还身强力壮，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

但无论如何，他的劳动劲头一定很大，为的是“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

，和我们一样，也和他的女儿李小林一样。

对此，互相虽然隔得很远也能心照不宣。

批判者们也从这篇大批判文章中产生联想：既然父亲能够“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

，那么，女儿的行动为什么不能作同样的解释？

李小林本来就处于审查之中，这下更是被勒令停止劳动，掲发交代父亲的“罪行”

。

与李小林同样被“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