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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搬到上海后，叔叔来得多了。

从蚌埠到上海，毕竟比到乡下方便。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他又来了。

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

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小哥你这就不对了。

妈在，我也是儿子。

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

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

他说。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

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

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

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叔叔也不看大家，说了下去：“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

说着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俗”

字，因为在上海话的发音里，这个字与熟字差不多。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

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

叔权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

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

上海里弄里听到的，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